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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转型双机遇

2019-11-01 18:49:50 | 西红信息门户网

港珠澳大桥。照片/视觉中国

温|《财经》记者焦健

编辑|王燕春

1978年9月,一家名为“太平洋手袋厂”的企业在东莞虎门镇解放路7号正式成立。根据当年8月30日签订的厂房合同,港方负责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出口产品,当地有关部门负责工人和工厂。

这一“子曰001”排名企业的诞生,为香港中小企业在内地投资拉开了序幕,成为珠三角乃至中国首批“三来一补”企业。从那以后,资本、技术、贸易渠道甚至商业理念都涌入中国香港。一方面,珠三角地区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另一方面,香港也成为外商投资进入中国最重要的门户和桥梁,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渠道,甚至是中国企业与国际社会接轨、走向海外的重要桥头堡。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广州(许多行业规模较小,甚至不及广州)。然而,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香港的国际贸易和出口加工业发展迅速,并已深入融入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亚洲全球供应链的枢纽,向中国内地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将内地加工的产品出口至世界各地。」香港国际金融学院成立委员会主席萧庚向财经记者回忆道。

香港在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由于地形崎岖,岛屿限制造成资源匮乏,培育了坚韧的平民精神和商人文化;符合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中西文化的融合带来了灵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航运中心和热门旅游目的地,香港在近一个世纪里一个接一个地培育了许多“金招牌”。

战斗从一个星球变成另一个星球。今天的香港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以避免“成功的失败”。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经济变革形成了一个工业基础,几十年来一直有效。然而,在一系列新技术和新产业到来之际,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转型尚未显示出“纪律”。另一方面,正如内地学者曾经对《财经》记者所说,“香港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地市场本身的开放程度。像改革开放前一样,香港的中介地位在内地不会存在。内地市场完全开放,香港也将面临重大挑战。半闭半闭对香港最有利。”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之际,香港如何发挥中介和桥梁的优势?

香港在产业结构多元化和加快制度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事实上,香港仍有超过一百万贫穷人口,而青年人缺乏流动性,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所致。解决香港经济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加快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以及香港在国家宏观战略中的角色。」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旺达曾向财经记者解释过这一点。

从1841年到1951年,香港作为一个转口港,曾经是一个主要的工业区。然而,在一系列因素和机遇的推动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世纪90年代,香港先后经历了两次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

第一次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他们面临两个主要背景:一个是朝鲜战争,另一个是来自上海和其他地方的企业家和劳工移民。前者对香港的转口贸易产生重大影响,而后者则带来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入,开始香港的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从1952年到1969年,香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工业化带动的,工业化主要生产各种以贸易为导向的轻工业产品。

第二次转型使香港经济结构日益多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结束于90年代末。现阶段,香港的经济结构逐渐由工业制造业转变为服务业。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在外部环境变化(西方主要市场萎缩,亚洲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竞争激烈)的影响下,香港走上了多元化经济发展的道路。从最初的出口和制造业到港口驱动和服务导向的经济体系。作为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渐稳定,房地产和旅游业也开始成为其支柱产业。

在这一转变背后,香港抓住了几个宏观机遇。首先,在同一时期(从1970年代开始,到1980年代繁荣),出现了全球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经济体崛起的趋势。香港迅速打破一系列政策壁垒,积极利用香港的工业和地理优势,建设金融自由贸易港。第二,亚太地区许多经济体现阶段也取得了快速发展。东亚时区需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提供服务。此外,延续至今的更重要宏观背景是中国内地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为香港的发展繁荣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香港从转口港转变为制造中心,然后再转变为服务制造业活动的后备力量,是中国经济封闭和对外开放的结果。”曾在哈佛大学(后来在香港大学任教)任教的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竞争力专家迈克尔·恩赖特(michael j.enright)教授在199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香港优势》的书中曾写道:根据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马丁·雅克(Martin martin jacques)的说法,香港在70年代末至1997年交接期间表现良好,是因为“运气”。在中国逐步开放的过程中,香港必须做很多内地应该做的事情,使香港成为一个大赢家。

这种转变给香港带来了至少两个持续的影响: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香港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强了其作为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航空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使其成为世界主要服务经济体之一,并为其迄今为止的经济竞争力奠定了基础;香港原有的制造基地、技术和资本已经逐渐转移到内地。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等地区逐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这导致香港贸易逐渐由内地货物转口贸易主导,进而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上述“中心”的地位。

几十年后,长期研究香港经济的学者冯邦彦(Feng Bangyan)在他的著作《香港产业结构的转变》中指出,总体而言,二战后香港产业结构的两次转变主要是在市场机制下,在外部因素根据其比较利益的推动或刺激下自动调整的结果。「科技进步的影响并不重要,直接导致香港工业结构的缺陷和问题。」

“根据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国家竞争理论’,经济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投资、创新和财富。如果将创新动力理解为狭义的科技创新,香港在一定程度上跳过了这一阶段,直接进入了财富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发展势头下降甚至不足。因此,香港应该适度“回头”,加强创新领导。”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台地区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也对《财经》记者做了同样的分析。

与新加坡、韩国等同期崛起的所谓“亚洲四小龙”相比,香港制造业在第二次产业结构演进中并未经历明显的升级和转型。虽然中国努力赶上工业化浪潮,积极发展电子产业,但基础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没有确立优势。部分受此限制,上世纪80年代,制造业占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例如,1985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0%,而服务业占69.5%,显示出相对均衡的产业结构。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后,制造业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则迅速上升,多年来一直维持在95%左右。

作为一个以贸易、物流、金融、专业服务和房地产为主导的全球服务中心,香港经济具有“外向”的特点,极易受到外来影响。香港回归中国近20年来,也正是由于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影响,香港经济走上了一条近乎“西进”的发展道路:

1997年,香港经济并没有恢复许多人所预期的“下降趋势”。相反,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今年前三季度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9%、6.8%和6.0%。然而,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随后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导致香港银行利率高企,港元资产大幅贬值。从1998年第一季度开始,香港经济连续五个季度陷入严重衰退,直到1999年第二季度才开始复苏——如果以目前的市值衡量,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直到2005年才超过1997年的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会超过2006年——香港的经济复苏进程在缺乏内部基本发展动力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地中断: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3年的非典疫情再次使香港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为了减轻香港经济的下行压力,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安排》协议及随后的几个附件。此外,大量内地居民到香港“自由旅游”,以刺激各种需求。这逐渐帮助香港走出困境。这也使香港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中国因素”带来的金融业、旅游业和相关产业机会。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下,香港在2009年再次陷入衰退。

从1987年到2004年,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然而,随着导致货物分流的内地航运业迅速崛起,劳动力和运营成本大幅上升,香港转口贸易开始部分转向离岸贸易,港口作为内地对外贸易传统中介的地位也开始下降。

金融服务业、旅游业和零售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也使香港日益面临“低产值高就业”的局面。高产值、低就业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因素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加上香港房地产业近年持续繁荣,一方面令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上车难”,另一方面进一步推高香港整体经营成本,削弱香港经济的内生调节能力和对外竞争力。

在私营企业和个人努力抓住前两次转型机遇后,香港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关心和讨论经济结构调整等宏观问题。“如何第三次提升香港经济,迈向高增值经济”这个课题,在1997年确实在香港引起广泛讨论。

照片/视觉中国

当时,香港制造业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6.5%。出现了一场“掏空”危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断减弱。还有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和金融状况恶化。社会各界普遍认为,香港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需要调整过分依赖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以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

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以来,有关香港经济转型的讨论很多。香港经济的战略定位是城市经济还是独立经济?从当时的国际比较来看,新加坡和芬兰等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小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约为35%的工业和65%的服务业。同时,他们还掌握了一两个工业领域的领先技术,拥有几个传统的高附加值品牌。

例如,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小型经济体,过度依赖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存在严重问题。然而,如果香港定位为都市经济,就需要发展优势产业,而不要过分注重产业结构的平衡。由于当时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许多意见都支持后者。尽管如此,金融服务业作为一个高风险行业,周期性波动,极易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是公认不能支持香港整体稳定发展的。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上述战略定位问题逐渐从“二分之一”转变为“二分之一”。各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已经深化到两个主要方面。首先,金融和其他服务业是“虚拟产业”,必须得到其他补充产业和巨大经济腹地的支持才能正常发展。香港需要进一步深化与珠江三角洲及其他地区的合作,以加强相互补充。第二,香港也应利用本地科技研发资源的优势,适度实施“再工业化”。

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各专业团体和政治团体已就推行新工业政策的大方向达成共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下简称“特区政府”)也改变了以往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成立了多个相关委员会,以制定不同的新产业政策,如“创新科技委员会”(1997年)、“经济机会委员会”(2008年)、“经济发展委员会”(2013年)和“金融服务发展委员会”(2013年)。其目的是引入更积极的产业政策,并引入创新和技术等产业,以创造经济增长点。

「香港的经济结构已经改变,工业北移。低收入的生产方式,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已不再适合香港的长远发展。一方面,与邻近地区相比,香港的生活水平较高,因此长期以来失去了依赖低工资的竞争条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试图透过降低居民收入来维持香港的竞争力,这个想法既不切实际,也不能保障市民的整体利益。香港工业北移,反映了市场竞争的无形之手,也为我们指出了必须走的路。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都只能向高附加值发展。「一九九七年十月,当时的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表示。

在许多研究人员看来,这揭开了香港经济结构第三次转型的序幕。在他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香港的未来地位变得更加明朗,“我们看到纽约和伦敦分别是美洲和欧洲的第一批国际城市,它们也是国际金融中心、著名旅游城市、跨国公司总部、国际信息和运输中心。我认为香港将来不仅会成为中国的主要城市之一,而且会成为亚洲领先的国际城市,享有类似美国纽约和欧洲伦敦的重要地位。」

2003年1月,董建华在连任行政长官后的首份施政报告中,进一步提出香港“一个方向”、“四大支柱”的发展理念,即加快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融合,推动香港经济转型,加强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随后,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香港政府接受了当年10月成立的香港经济机会委员会(hk Economic Opportunity Commission)关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测试认证、环境保护、创新科技、教育医疗等六大优势产业的建议。

当时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在2009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也指出:“除了四大支柱产业外,六大优势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014年,当时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也提到6个优势行业:医疗、环保、教育、创新科技、文化创意、测试认证。除了不同的排序,主要类别和前六个项目之间没有区别。

与前两次经济和工业转型相比,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的规划得到加强。以“六大产业”为例,有两个突破:一是打破旧的产业格局;二是突破“不干涉”壁垒,提出优惠支持措施。

多年后,上述“六大优势产业”计划的实施结果如何?特区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显示,2008年,四大支柱产值为8,886亿元(港元,下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7%,支持就业人口165.1万人。到2016年,产值将达到1367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6%,支持就业177.53万人。相比之下,六大主导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从2008年的7.5%略微上升至2016年的8.9%,而就业人口从389,900人上升至480,900人。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海啸,2009年启动了‘六大优势产业’。这是应对短期国际经济波动的一项重大实验。如果当时不认真考虑,这是不可避免的。”香港一所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曾指出:特区政府审计署在过去数年的有关报告中,亦检讨了有关的基金和计划,指出现存的问题包括:成本效益不成比例及监管不足;香港的产业政策一般没有明确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量化指标。社会和立法局要监察其成效并不容易。虽然不同类型的新委员会、基金、法定机构等。他们可能对香港知之甚少,作用有限。

这其实部分反映了香港过去数十年来形成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即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引发的,而政府在市场机制中只扮演辅助角色,即“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自七十年代末期,香港政府将经济政策改为“积极不干预”,即除非有明显证据证明市场无效,否则政府不会干预私营企业。

学者斯蒂芬·哈格德(Stephen Haggard)在他的《边缘之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增长的政治》一书中这样分析:在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必须由国家履行的重要职能是由香港高度发达的商业和银行机构履行的。这些职能包括市场营销甚至产品设计方面的长期贷款和支持。「香港可能不符合纯粹市场经济的抽象模式,但仍保持世界上最自由放任的经济。在微观层面,除土地政策外,香港从未试图通过政府贷款、保护或补贴来引导产业。政府也没有提供有针对性的财政激励;税收只是为了财政收入。”

然而,在过去20年,香港一直推动的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并不成功,对整体经济和就业的贡献仍然较低。2008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占0.6%,到2016年,其份额略有上升,达到0.7%。此外,虽然香港有一系列大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多年来,研发经费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不足1%。此外,香港相对常见的“交付文化”(即习惯于承接产业链中的某个环节,完成后再移交给下一个环节,不愿意从头完成整个产品),以及挤压新兴产业增长空间的“房地产霸权”(real estate霸权),都使得香港一系列新兴产业难以出现,至今尚未“领先”。

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香港的经济增长率并不理想。

1997年时,香港1773亿美元的gdp总额,占了内地gdp总额的18.6%;2018年时,香港3630亿美元的gdp总额,仅占内地gdp总额的2.7%左右。2014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预警称:香港原有优势正逐渐弱化,特别是科技创新长期交白卷,未能与珠三角同步转型;而产业过于依赖金融和房地产、人口老化、与其他国际城市竞争落后等,都显示香港的持续竞争力已亮起红灯;在次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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